在万历“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那批名儒士大夫们，后来大多成了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并且多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这“东林党”在明季政治格局中，乃是不可不书的重要一笔。

　　关于东林党形成的时间，一直有两说，一说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说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两说的年份差距比较大。其实这两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只在于看以什么标准来区分而已。

　　事实上东林党成为一个政治团体雏形，确实始自万历二十二年，但其大本营“东林书院”落成却在万历三十二年，因此这两说其实都没错，都可以说得通。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发生后，被革职还乡的大儒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开始修复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也逐渐聚集在一起，其中以江南士人为多，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以东林书院诸人为核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当然会引起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东林书院正式落成，宣布以《白鹿洞学规》为章程，其中有“四要二惑九益九损”等条款，并定下每月大会之期，此时东林势力可以算正式大成。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帝身边的宦官们以及朝中的齐、楚、浙诸党，又由于到了天启时期这三党成员大多已依附于大宦官魏忠贤，所以有时这三党也会被直接划入广义的“阉党”体系。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初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是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他们的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综合了在野、在朝的知识分子及部分地主、工商业者，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内阁及宦官势力的猛烈狙击。

　　到了天启中期，宦官魏忠贤终于一枝独秀地获取了天启帝的宠信，形成了继权宦刘瑾之后明朝势力最强大的一个“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则因先前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沉重打击，也先后依附于魏忠贤。他们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也逐渐从纯粹的朝议疏章之争转变为惨烈的生死之争，达到了双方斗争的最高峰。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去职，于次年被捕，并与左光斗、周顺昌等人一起下狱被杀。魏忠贤为彻底消灭东林党，随即主使编写了《三朝要典》，并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中坚分子顾大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也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三党则趁机效仿，将东林党人名单在全国张榜，一榜之上有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的各路党羽又先后做了《东林点将录》等名录，把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冠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之绰号，以此为点名手册，试图彻底消灭东林党。

　　这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祯帝登基消灭魏忠贤集团，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后才得以停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就此结束了，实际上崇祯二年的“袁崇焕冤案”，就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是明朝最厉害的党争，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党争。双方的争斗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还在继续，而且始终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权利斗争的重中之重。双方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基本就是前面说的“红丸”、“梃击”、“移宫”三案，一般谁当权，谁就会以这三案来打击对方，到了崇祯朝则多了魏忠贤的“阉党逆案”这一武器，甚至到崇祯朝被灭，此类斗争也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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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

　　所谓“阉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

　　魏忠贤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

　　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的政治现象，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丑恶暴露无遗。

　　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拍马溜须之词，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虚构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统统归功于魏忠贤。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这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为魏忠贤建造生 祠，而且以题写祠额的方式亲自为建生祠推波助澜。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和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骛，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那些热衷于建生祠的官僚们完全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极度做作的虔诚之态反衬出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动机。请看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些什么：“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云云。对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生祠了，还特别赏赐了祠额“广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覆载量弘”。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偶像)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颇有反感，只作长揖而不拜，因而遭到刘诏的参奏，魏忠贤立即派锦衣卫缇骑把耿如杞逮捕入狱。这就更加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崇拜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隆重的程度超过蓟州，当时人如此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黄)运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黄)运泰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按：指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岁升拔，则又叩头谢。致词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黄)运泰扬扬甚得意也。”礼仪之隆重比祭祀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谀奉承言辞之露骨、肉麻之极。

　　如此这般，魏忠贤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建生祠之风愈刮愈猛，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浪潮也越发高涨。

　　被人们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偶像是什么模样呢？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喜容”是“垂旒执笏”的帝王相。朱彝尊有更具体的描绘：“祠以宏丽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腑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

　　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供奉起来，作为崇拜的对象，因而其褒颂之词当然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由此可见当时风靡全国的建生祠运动，所营造的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令人齿冷的是，参与吹捧的官僚未必不知道魏忠贤原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倾家荡产之后自阉入宫，充当一个低贱的“小火者”，凭借他的阴谋与权术，一步步爬到了宫内太监的顶层。后来记载这段历史的学者对此无不感慨系之，李逊之针对官僚们阿谀魏忠贤的现象说：“疏语皆扬诩赞叹，几同劝进，旨亦骈语相答，称颂唯恐不至。”朱长祚也说：“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

　　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于。”

　　在滚滚热浪中，魏忠贤个人崇拜愈来愈离谱。不知从那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陆万龄，献媚唯恐落后，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这个最高学府的学生如同痴人说梦般信口胡诌什么“督厂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乾断，披丹开导”云云，还说魏忠贤芟除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之笔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离奇荒诞，登峰造极。

　　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让文盲阉竖配祀孔子，以为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可以和孔予孟子比肩，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居然还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叫好，可见魏忠贤个人崇拜导致道德沦丧到了毫无是非可言的地步。

　　魏忠贤个人崇拜在短短几年中风靡朝廷上下内外，席卷全国，光凭个人再大的能耐也难成气候，必定要有制度与权力的保障。有熹宗皇帝、熹宗乳母客氏以及众大臣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密切配合，方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帝制时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难以制衡。一种难以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它会导致权力崇拜，并引向迷信的程度。因此在那个时代出现皇帝个人崇拜是不足为奇的。然而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刑余之人，何以能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关键在于皇帝和它赖以存在的专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权力让给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熹宗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父亲(光宗朱常洛)没有受到太子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逊一筹。无怪乎明清史专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 朱东润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张，但点到了要害，熹宗确实是明朝诸帝中最无知无能的一个。从他处理李选侍及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来，说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他一向贪玩，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要是不当皇帝的话，他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

　　每当他与亲信太监潜心于斧砍刀削之时，非平素亲昵近臣不得窥视。魏忠贤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埋首于泥木工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面经营鄙事，一面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 既然皇帝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使他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太监的身份操纵自如地把持朝政，并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熹宗因而对他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对他的擅权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熹宗对他的褒奖是至高无上的：“尔忠贤之念急公家，勋高磐石....。.故特举尔大节，载在汗青，以作楷一时，流芳百世。念尔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载于兹矣。夙兴以图，心力为悴……朕用是耳目四达，政事肇新。皆赖尔任劳任怨于一身，展经展纶于三事，苦心茂绩，轶古冠今。”这毫无疑问是内阁辅臣代皇帝拟的谕旨，但毕竟是皇帝意旨的体现，正如朱长祚在引用这段谕旨时所加的按语说：“逆挡之蛊惑圣聪，事事归功于己，而辅恶之谄媚权阉，言言称颂其美。”因此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宫廷和政府)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

　　魏忠贤的一步步发迹，直至控制朝政，宫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熹宗的乳母客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个客氏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一名印月，原本是保定府定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生下儿子后被选入宫充任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的乳母。此人极为妖艳，朱由校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宠”。在熹宗心目中，客氏远远超出乳母的概念，是集各种女性角色于一身的不可须臾或缺的伴侣。熹宗即位不过十天，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及至熹宗完婚，忙于和后妃过从，客氏心中不悦，熹宗不得不用重赏抚慰，宠幸较前更甚。客氏偶尔外出，用八抬大轿，威风显赫比后妃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为了窃权，千方百计巴结客氏；客氏也想利用魏忠贤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人一拍即合，关系非同一般。而且配合得非常默契：“忠贤告假，则客氏居内：客氏告假，则忠贤留中。” 当时人说，熹宗“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旦夕不相离；外有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而忠贤素所宠信，气指颐使，骤列大-，且倚客氏，表里为奸，事权一旦把握”。魏忠贤的肆虐，如危害皇后所生长子，迫害裕妃、成妃，任用可以任意操纵的王体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等，多是客氏一手促成的。这个客氏在宫中称为“老祖太太千岁”，往来乘坐小轿由宦官鸣锣开道，俨然”‘熹宗八母”之一。她与魏忠贤“对食”，策划种种阴谋，直至使熹宗“无后”，政治野心非同小可。后世历史学家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称为“客魏”，是“客”在前“魏”在后，实在是深知其中三昧的画龙点睛之笔。

　　有了熹宗和客氏的纵容与支持，如果没有一大批宵小之徒吹喇叭抬轿子，魏忠贤个人崇拜决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魏广微、顾秉谦等内阁大臣，把政府大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与附庸，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造成“内外一体”“宫府一体”的局面。

　　推而广之，掌握人事权的吏部、都察院，掌握军权的兵部等要害部门的大臣，以及地方封疆大吏，几乎个个以争当魏忠贤亲信甚至于儿义子为荣，献媚谄附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他们个人而言，是道德与气节的沦丧，是丑恶灵魂的大暴露；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帮吹鼓手演出了一幕幕个人崇拜的大合唱，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明史》的“阉党传”只列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刘志选、曹钦程、王绍徽、霍维华、阎鸣泰、贾继春、田尔耕、许显纯等。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五十七人，那么共计三百一十五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吕毖《明朝小史》说：“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历史上“千岁”、“九千岁”时有所闻，“九千九百岁”闻所未闻，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魏忠贤个人崇拜已经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如果熹宗不是在天启七年死去，疯狂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

　　人们在惊诧之余，必然会问一句：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学家批判的锋芒不仅应该触及具体个人的灵魂，而且应该触及一种制度一个时代固有的劣根性。别以为魏忠贤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的特例。只有要专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个人崇拜就不可能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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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人们对魏忠贤的看法己经脸谱化了。人们认为他操弄权柄，迫害忠良，结党营私，祸国乱政，有谋反的迹象，是宦官专权的典型。然而仔细考察这段历史，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我们现在对魏忠贤的看法，多来源于重新上台的东林党人的说法，很显然，这种说法不具备客观公正的前提条件。崇祯元年接连发生了三次欠饷兵变（蓟（音ji）镇兵变 ，宁远兵变，固原兵变）并且一次比一次闹的大，这绝非偶然，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而欠饷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魏忠贤的倒台。

　　明朝边军粮饷一直有拖欠的问题，有的拖欠的时间长达三四年，甚至五六年。魏忠贤在位的时候，采取的是以前历史拖欠的粮饷先不去管它，从现在开始先保障现在的粮饷不拖欠。虽然说这按时发放的粮饷仍不足饷，有时候也会有所拖欠，但即使出现拖欠，也都在一两个月内就补发下来了，这比以前一拖都是按年算的，可是强的太多了。但自从魏忠贤倒台死去后，这粮饷的发放又变成了老样子了，这边军都四五个月没有发粮发饷了，这也造成了这几个月内，大明边镇不断的兵变闹饷。魏忠贤这个人，由于他和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的矛盾，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1.皇太极猛攻锦州时，袁崇焕与监军纪用一起下令不许出战，任凭赵率教在锦州苦苦支撑，在锦州破在旦夕的时刻，满桂公然违抗袁崇焕的不抵抗命令，主动出击，冒死以救锦州。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畏敌避战，不救锦州的袁崇焕。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这位一心热衷于议和的袁崇焕在宁远城给他修生祠而放过他在宁锦之战中的怕死避战之罪，也没有因为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作对的东林党人而处分毛帅，这也是为什么天启朝后期关外局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2.魏忠贤接连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

　　3.从经济方面来看，东林党反对向士绅纳税，反对向商人手工业者和矿主纳税，代表了大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矿业主的利益。但这实际上变相使帝国财政匮乏。而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拖垮，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撤销了这一政策和加征三饷反而从侧面肯定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4.魏忠贤曾向国家捐款，用自己的私产资助辽东战事兵器马匹等物品。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卷十二》

　　5.两浙受灾，魏忠贤主张：免除为皇家输送物品的专营户向内库交纳的孝敬费用。明朝征用物品入库，须交纳小费，以便验收合格，这是明朝管库太监创制的恶劣制度，是出了名的索贿受贿的地方。废除这个恶例，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6.魏忠贤为前线筹集马匹。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但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魏忠贤为国分忧，想了个好办法。依明朝旧例，大臣有特殊贡献者可赐给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作为条件，骑马者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就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旨让他们进献马匹，逼得这些太监直骂娘。

　　以上是能够明显指出的魏忠贤有功之处。论起魏忠贤的罪过之处，最大的莫过于侵害百姓。然而，事实上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魏忠贤在执政时有过侵害百姓，肆意杀民的行为，和刘瑾、严嵩等人相比贪得实在不多，就算相比权势也没有多大，况且执政时间也不过区区三年多，要说为祸甚烈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结论，魏忠贤在危亡之秋的明未，骑一匹劣马戏剧性的出现，以过人的天才和勤恳，登上权力巅峰并大展身手，成为明朝自救的鼓手。他死后不久，明朝也土崩瓦解了。（以上观点仅代表作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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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阉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宦官干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曾出现，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是东汉由盛转衰直至逐渐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后期，宦官势力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废立。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汉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明朝初年，鉴于历史上宦官专权的危害性，明太祖曾经下诏严禁宦官干政。不过，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这些制度，埋下明代阉党专政的祸根，造就了历史上最大的宦官帝国。到了明成祖时，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后面的皇帝更加信任宦官。

　　明熹宗即位后，迷恋木匠活，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由一个小太监一路做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与朱由校乳母客氏狼狈为奸。魏忠贤总是趁明熹宗木工做得全神贯注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明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遂逐渐专权，诬陷忠良，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他们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弄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第一位提出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天启五年（1625年）赐魏忠贤“顾命元臣”印。魏广微、顾秉谦、刘志选、曹钦程、王绍徽、霍维华、阎鸣泰、贾继春、田尔耕、许显纯等大臣，将政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道德与气节沦丧，时人讥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天启七年四月七日，袁崇焕请立生祠。魏忠贤六十大寿，“天下督抚、总镇竞投密献、异宝、谀词。廷臣自三公、九卿……称觞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户。金卮玉斝，镌姓雕名，锦屏绣障，称功颂德”。自此，魏忠贤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建生祠之风愈刮愈猛，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浪潮也高涨起来。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父亲(光宗朱常洛)没有受到太子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逊一筹。但是魏忠贤却把明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明熹宗因而对他信任有加，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熹宗对他的褒奖是至高无上的：“尔忠贤之念急公家，勋高磐石……故特举尔大节，载在汗青，以作楷一时，流芳百世。念尔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载于兹矣。夙兴以图，心力为悴……朕用是耳目四达，政事肇新。皆赖尔任劳任怨于一身，展经展纶于三事，苦心茂绩，轶古冠今。”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宫廷和政府)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有了熹宗和一大批宵小之徒吹喇叭抬轿子，魏忠贤个人崇拜决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魏广微、顾秉谦等内阁大臣，把政府大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与附庸，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造成“内外一体”“宫府一体”的局面。

　　1627年（天启七年）秋八月，朱由校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朱由检素来熟知魏忠贤的罪恶，自己深加戒备，魏忠贤的党羽开始恐惧了。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击崔呈秀以试探朱由检心意，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于是纷纷论奏魏忠贤。但朱由检还隐而不发。1629年（崇祯二年）二月，朱由检命大学士韩火广等人审定魏忠贤案，这才将魏忠贤的党羽尽数逐出：阉党为首的魏忠贤与客氏被判凌迟，同谋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被判处斩立决，勾结内侍的陆万龄、田尔耕等十九人被判秋后处斩，魏广微、周应秋等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东林党人得以进用。那些与案件有关的人日夜图谋报复。其后温体仁、薛国观之辈相继执政，他们暗中排挤正直人士，为翻案做准备。朱由检厌倦廷臣结党营私，重新又委任宦官，而魏忠贤案中的阮大铖等人更加肆无忌惮，直到大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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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忠贤在宫中除了内倚客氏之外，又有心腹太监王体乾、李朝钦等三十余人，相助为虐。在外廷他也网罗党羽，约有八十来人，历史上称为“阉党”。其中著名的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五虎”者，即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五彪”者，即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宜、崔应元，“十狗”有曹钦程、周应秋、李鲁生等等。这帮人各自呼朋引类，又串通了一些人，故“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内阁首辅顾秉谦、魏广微，“曲奉忠贤，若奴役”，魏忠贤陷害正直大臣，皆顾秉谦为其“票拟”。当时有傅櫆、阮大铖、倪文焕等人，都认魏忠贤作义父。顾秉谦怕魏忠贤嫌他年大，又叫自己的四个儿子认魏忠贤为上公祖爷。

　　文臣魏广微想取宠于魏忠贤，也怕嫌他年大，故托阮大铖去求作魏忠贤的侄子。魏忠贤见魏广微甘心愿为自己效劳，又是同姓，故许以兄弟相称。因此，魏广微得以入内阁任职。他在阁期间，凡事皆察告魏忠贤，有书札“用阁揭摺子”，外书“内阁家报”，因此魏广微又有“外魏公”之称。魏忠贤虽不识字，但颇有记性。凡内阁所送文件，皆先至惜薪司王朝用处，王阅后，把要紧处夹上个“阔一寸许白纸条，复于本上下空白处，用指甲捏一痕”，加封后送至值房，由魏忠贤的心腹李朝钦掌收，李将重要的先关照一下魏忠贤。凡乾清宫听奏本，皆由李永贞宜读，王体乾为之讲解。天启听本时，凡劫魏忠贤的切要之语皆不读，如天启不在，则奏章上的事务，由魏忠贤等共同商量处理。

　　明朝制度规定:“司礼秉笔者，非公事不得出”。而魏忠贤则来去自由，经常出京师，到西山碧云寺、泰山等地进香。其所过之处，皆要设香案，插柳枝花朵，焚香跪接。每出行时，坐八人大轿或乘四马之舆，“青盖羽幢”，饶鼓齐鸣;左右护从二、三千人，所带之厨役、优伶百戏、蹴鞠及各种杂役数万。凡朝廷百司章奏“急足驰白”，百里内外一日可以往返，马匹时有中途驰奔而死者。故凡魏忠贤招摇于外时，则“京中街市，寂然空虚”。崔呈秀是魏忠贤的义子，为“五虎”之首。他经常与魏忠贤密谋，尽指不归附魏忠贤者为东林党，写入《同志录》，而与东林党不合者则列入《天鉴录》，并将此二册献给魏忠贤，甚得魏之倚重，崔呈秀因而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从来九卿未有兼官如崔呈秀者。崔还引用其弟凝秀，出任浙江总兵官，用其女婿张元芳为吏部主事，又派其妾弟优人肖维中为密云参将，“所司皆不敢违”。

　　许显纯掌镇抚司，号称“五彪”之魁。田尔耕掌锦衣卫，也是“五彪”之一。他们广布侦卒，到处寻衅，民间偶语触犯魏忠贤者，则提拿至锦衣卫或镇抚司拷打，“甚至剥皮、封舌，所杀不可胜数”。故民间闻锦衣卫、镇抚司逮人，皆心惊胆寒。“十狗”之首为周应秋，周想方设法结交魏忠贤之侄魏良卿。周家善烹饪，尤精于烧猪蹄。魏良卿每到周家，周应秋必献食，时称“煨蹄总宪”。又有魏忠贤义子曹钦程者，晋升为太仆寺卿，后因与阉党不合，被削籍为民。出都门时，曹再拜魏忠贤，并日:“‘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絮泣而去。”其无耻可知。李鲁生为“十孩儿”之一，每与李恒茂、李蕃来往于吏、兵二部，“交通请托”，故时有“官要起，问三李”之说。

　　每逢魏忠贤生辰，自元宵节起即开始温寿，“送寿礼者、做法事祝延签字者，每早乾清宫两丹择几满”。到了正日(正月三十日)，“绶带挤击，挨摩之声铿然，闻有挤伤衣带腿足者”。当时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有更甚者，称魏为“九千九百岁爷爷”。每当生辰，“千岁千千岁之声，殷訇若雷”。

　　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第一个请给魏忠贤立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播妆祯，以“公请建祠”为由，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皇帝准其请，并踢名“普德”。此后各地闻风而起。魏忠贤把它看作是衡量各地宫员对他效忠的尺度。各地官员，争先恐后地立生祠，于是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以北京为例，数十里间，祠宇相望。卢沟桥建了隆恩祠，崇文门内建立广仁祠，宣武门外建立茂功祠。有个监生陆万龄竟请建魏忠贤祠于“国学之旁”。蓟州巡抚刘诏立魏忠贤生祠，建金像，头戴冕旎，执笏、俨如帝王。迎像时，则“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甚至有用沉香木雕像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腹中肺肠皆以金玉珠宝为之，衣服奇丽，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时香花”。有天津巡抚黄运泰，对像五拜三稽首，口中尚念念有词日:“某事赖九千岁扶植，月荷九千岁拔擢”。每建一祠少者费数万，多者数十万，所伐树木及掘田宅者无算。开封建祠，毁民舍二千余间，临清建祠毁民房万余间。有的祠建宫殷九楹，仪如皇帝;有的用琉璃瓦，“上食饗祀如王公”。这种建祠风，当即遭到正直之士的反对，如蓟州道胡士容、遵化道耿如祀，皆以“不俱建祠文”和不拜其像而获罪，入狱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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